“所谓的义与利，说来也很简单，”周侯灿顿了顿，观察着台下众人的反应，“无非就是自己内心的道义与摆在面前的利益罢了。”

“我们知道，在封太公到齐地的时候，召公曾经跟太公说过这么一句话，‘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这句话很重要，”周侯灿强调了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代表着什么。如果没有这句话，难道齐国可以随便扯起‘尊王’和‘攘夷’这两个旗号吗？”

“五侯”指五等诸侯，“九伯”指九州之长，而这都是齐国可以征讨的对象，可见当时周室对于齐国的重视。

“显然不能，大家想想，我们看周之后的历朝历代，如果皇帝不给大臣下令，大臣能擅自勤王吗？

“就算有大臣敢，敢跟他一同起兵勤王的人还是少数，他是拉不起来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有多少擅自勤王的人最后的下场了。”

周侯灿知道，要是严格说来，他这是在偷换概念。但在目前的这个语境下，他的这些话还是有说服力的。

“所以我们常说齐桓公和管仲二人讲春秋道义，在周室衰微的时候拉了一把，也不失为有为的诸侯。但这个所谓的‘有为’难道不正是齐国该做的吗？”

见下面的生员都开始了思考，周侯灿便稍稍暂停了一下，给这些生员留了一些时间。

在长期的儒家语境中，对齐桓公和管仲这对君臣的评价是一直在同情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对齐国的称霸的评价都是正向和肯定的。

虽然苏洵有《管仲论》直言管仲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之前和以后对管仲的评价基调。

所以当这些生员意识到周侯灿是要对齐国下手时，不禁有些疑惑，因为这和他们一直学习的东西有所冲突。

周侯灿倒是很有耐心，又等了一会儿才开口。

“管仲在辅佐桓公称霸的时候可以讲道义，因为道义可以让他们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可以让一些不能自主的小国不得不加入他们。可他们君臣二人很清楚什么是齐国真正需要的，那就是成为霸主，而不是成为所谓有德之君。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桓公和管仲的路子，成为霸主后，必然会进行会盟，他们还是会落得一个‘仁义’的名声，但要是光有一个仁义的名声，他们可成不了事、

“大家想一想吧，义与利之间我们到底要怎么取舍，国家与我们个人之间在义利的取舍选择上又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