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解得还挺有道理。因为在枫林镇的方言里，很少鼻音，象棋里的“车（ju）”，读起来确实跟“军（jun）”一模一样。

校长张张嘴，还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好摇摇头走了。

其实，校长不知道的是，能将“车”读成“军”，还算好的，起码能读出声，而且有据可查。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用方言，周老师仍然有很多字读不出来，全靠舌头一卷蒙混过去。

往往是周老师一篇文章朗读下来，学生们全都目瞪口呆，没听懂一个字。

这时教室里安静到听得清纸片落地的声音，周老师则对大家的朽木不可雕怒不可遏，将书一扔：

“日你妈，碰上一群呆头呆脑的瓜娃子，算我倒了八辈子霉。”

他不知道的是，学生们碰上他这么一个语文老师，才真的倒了八辈子的霉。

周伟良教书的第三大特色，是打人。

在课堂上，如果他只是日你上下八代，算是幸运的，说明他今天心情很好，有可能在赌桌上赢了钱，或者在村里泡了个妞。

更多的时候，学生们若提出质疑，或稍有坐姿不当，周老师一巴掌过去，脸上留下五个手指印算是最轻的，通常都是鼻孔和嘴角鲜血直流。打完后还要先声夺人：

“日你爸，放学后让你妈来见我。”

学生们都清楚，周老师平常虽然读不通文章，但张嘴说话并没什么障碍，舌头的运转甚至相当灵活，尤其是日人上下八代时，前后左右翻飞，连四川腔都能模仿得维妙维肖。

由此大家便知道，这一刻的周老师是真生气了，否则不会将该日谁、该见谁的顺序说乱，他又不是当下时髦的“搞基人”，日人家爸爸干什么？可见已经语无伦次了。

以上三大特色，学生们都能忍受。即便是挨打也没什么，农村娃皮粗肉糙，只要不伤筋动骨，鼻青脸肿回家就说摔了或碰了，过个几天完好如初，也没哪个家长会在意。

况且，农村学校本来就没有良师生存的土壤，倒是培育得打手如云。打人的老师，周伟良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是最凶残的一个，当然也不是最手软的一个。

惟有最后一项特色让学生们叫苦连天：罚钱。

以周老师教学的方式方法，效果可想而知，据后来学校解密的文件看，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语文只有一个学生勉强及格，61分。

平常的单元测验之类就更是一塌糊涂，大多数时候全军覆没，全班平均分20上下。

可是，周老师又偏偏喜欢给学生测验，人家都是一月一次，他半月一次。有时还来个突击检测。根本不嫌批改试卷是项繁难的工作。

顺便说一句，那位期末考试惟一及格的学生，名叫汤山。周老师自始至终没记住这个人。

为什么周老师对考试乐此不疲？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面对面讲课对他而言是个高难度动作，普通话说不标准，只能以半吊子的四川粗话唬人；而且课本上的字很多不认识，经常靠蒙混过关，总觉得在学生面前气短三分。

只有考试最简单，往学生面前一站就行了。他没有知识，但有气场。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的：给学生考试，能给他带来营业外收入。

周老师明文规定：凡考试不及格者，按所缺分数罚款，一分一元，在考试分数公布之日的第二天放学之前上交，不得有误。王子与庶民同此一理。

交不上钱的，吐一脸口唾沫，暴打一顿，轰出教室。顺便日遍祖宗十八代，最后还要见家长。

当时的农村家庭，绝大多数经济条件不太宽裕，学生娃身上基本没什么零花钱，偶尔罚个一块两块，勉强能对付。

可班上大多数学子，每次只能勉强考到二十几分，隔半个月便要上交三十几块，就不是勉强能对付得了。

那一年，首先是村子里每个角落的铁器东西都被孩子拿去卖掉了，就像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大炼钢铁时代。

接着是，村子里偷盗之事频繁发生。当年全县最轰动的一个案件是，几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从后山上牵着一头牛，走过二十里山路，在枫林镇沿街叫卖。

除了工资，周老师每月还可以额外收入几百甚至上千块，他心安理得地用来改善自己的辛苦教书生活。

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在此地待上很多年。因为他渐渐觉得这种生活也不错，除了课堂上有点苦闷，其它方面一切都好，乡下空气清新，手头上也比绝大多数身边人富足。

而且他在学校基本上一言九鼎，甚至连校长都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他沉醉于这种感觉。

当然了，那时的周伟良才二十岁出头，还是个单纯的年轻人，把世事想得太过简单了些。

他的教师生涯并没满一年。并非他不想干下去，而是他不敢再干下去了。

因为他发现，山村老师，如果干得不好，其实也是个风险相当高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