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市郊公园里的阿伯谋杀案开始有了些眉目。

原因是又有一个老头子被扔在某菜市场的一间公共厕所背后。天亮的时候打扫厕所的清洁工看到厕所后面的垃圾堆后露出一只光脚，连袜子都没穿，他壮起胆子走上前细看，只见一个血迹班班的秃头，面孔向下，一动不动，吓得那个清洁工哇哇大叫。自从头两次发生凶杀案之后，局里已经派了几个年龄看上去大些的老警察扮成退休老头，或无所事事的在市郊公园里闲逛，或清晨黄昏时在街头巷尾的路边花园里打太极，谁知道这么快还是出事了。凶手犯案之频繁，做案手法之肆无忌惮，实在让局里的领导们吃惊。好在民警们在这期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张贴标语，进行宣传，提醒人们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通知警方，绝不要破坏现场。看来他们的群众工作没有白费，这个清洁工人立马就给110打了电话报了警，然后110马上通知了急救中心。我们几乎是和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同时赶到现场。那个老头是被重物狠狠的打击头部而昏死过去，所幸头骨要害处并未破裂，而且因为发现及时，所以被抢救过来。他苏醒之后，队上几个同事去了医院录了口供，基本可以知道，凶手是个四十来岁的外地人，五短身材，黑皮肤，外貌忠厚。他专挑那些身上带了金鉓的单身老人下手，花言巧语把他们哄骗到僻静处，然后突然下杀手，再把老年人身上的手表财物席卷而去，弃尸于市。也不排除他还有其它同伙。

由于他行踪不定，犯案时间也很随意，抓起来有一定难度。市局为了这事抽调了大量的人手，一时间，大街小巷里多了不少便衣，连我也去领了枪，整天跟着我们分局的一个老头子转转悠悠。他坐茶馆，我也坐茶馆，他逛菜市，我也得远远的吊着，在一群拎着菜蓝子的老太婆中间挤进挤出。我跟的那个老同事人很随和，走到哪儿跟人家聊到哪儿，就是苦了远远跟随的我，他站在路边跟个书摊老板聊天，我就只好靠在破破烂烂的公用电话亭假装打电话。程明说我这些天太辛苦，为了让我放松放松，约了我下了班一起去泡桑拿，不过看这样子我是去不成了，今天还是没逮着那个混蛋，今晚恐怕又得加班。我用一只眼角瞟着我那老同事，把电话架在耳朵上，拨通了程明的手机。“喂，哪位？”

我是用公用电话打过去的，他猜不到会是我。

“是我。”

“是你啊。”他的声音似乎柔和了。

我听到他的声音，心里突然觉得很踏实。

“你在哪儿？”他问。

“在街上呢。”我说：“你呢？”

“在开车。”

没什么好笑的事，我们却不约而同的笑了笑。就象在沉闷的日常生活中透出一口气似的。“难怪讯号不是太好，我听得断断续续的。”我说：“今晚，我可能来不了。恐怕又得加班。”

“这样，没事儿。”他回答：“你自己多小心，别太拼命了。”

这就是男人的好处。他们了解彼此，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可以放一放，也懂得彼此的难处。他们不会象女人一样钻牛角尖，小题大作，纠缠不清。“改明天怎么样？”我问。

“明天不行，我有几个老同学要从北京过来，我们约好要聚一聚。”

“哦，是西政的旧同学？”

手机的讯号很不好，好象中断了一会儿。

“喂，喂？”我说。

“现在听到了。”他说。

“那就这样吧，”我说：“等我有休息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子鱼……”他说。

“什么？”

讯号完全的中断了，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声。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马上给他打回去。但是我们已经差不多讲完了，特地为了一声再见拨过去好象太婆妈了。我转眼去看我的同事，他已经和那个报摊老板聊完天，开始继续往前走了。我只好东张西望的远远跟了过去。一直到夜里十点钟我才回到家。在街上连走了几天，我觉得连骨头都快累散了，一回家就一头倒在床上，蹬了鞋，连衣服也不脱，拉过被子盖住就昏天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