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讶的向那边看去。

男人似乎也大吃一惊：“你是说艾伦.卡斯特？他现在在做什么？”

艾米丽向我这边扬了扬下巴，拢起遮住脸的卷发：“那位栗色头发的就是。现在好像什么也没做，周末给人当家庭教师。艾伦其实挺有才华的。”

我虽然忙于与“迷”奋斗，但是在别人看来确实什么也没有做——大学最后两年一直把自己关在数学俱乐部的活动室里写一篇没有发表过的论文，毕业后也没进数学研究院或者大学机构。我向他们说话的方向点点头示意，没想到问话的男人却站了起来。

隔着人群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摘下软帽微微欠身，向我致意。

然后他坐回去，隐藏回了聊天的人群中。

他说：“为了‘迷’。”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够被听到。

阿诺德坐在我旁边和女孩聊得眉飞色舞，过了一会儿他困惑的回头向男人所在的方向看去：“艾伦，那边的男人是谁？我觉他他一直在看你。”

这场战争里，十七岁以上的男人都陆续参军，征兵处的队伍能排过一条长街，到处是为不列颠而战的宣传与演说，支持纳粹的黑衫军和市民冲突不断，流言漫天飞。政府把科学家们聚集起来，成立了运筹学小组（OR办公室）。我有朋友就在政府实验室工作，研究鱼雷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有效射击方法。安得蒙曾告诉我，数学是一门恐怖的学科。当数学家从纸张和书本里走出来，把它作为武器投入战争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最可怕的武器。

在后来伦敦空袭中，我们从每200高射炮发击中一架纳粹飞机提高到每20发击中一架，就是运筹学小组的成果。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而我也想做点什么。

我跟阿诺德说，而他只会这样安慰我：“艾伦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用静下心来和我谈一场恋爱。”

我跟他试了。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安得蒙被隔离审查的事情，甚至知道原因，但是一个字都没有对我说。他只是不停的和我约会，带我去看电影，去逛公园，去停流亡英国的波兰音乐家的演唱会。他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搂住我的腰，问我：“小艾伦，你甩了安得蒙，跟我过一辈子怎么样？”

我提醒他：“我们本来就分手了。”

黑暗中阿诺德扯开我大衣竖起的领子，吻我的脖子。他在我耳边煽情：“我是要你从心里甩掉他，跟我在一起。我不像他一样有那么重的责任，我有工作，我能供你研究一辈子数学，我们可以每周都这样牵着手出来看电影。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