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马上就要走了，大概再有半个钟头，车子就过来。”阮生道。

月儿心中作急，想他们看来已经敲好黑渡船了。她正要说出自己的情况，阮生说话了：“想必你也猜到了，我是救国党的，外面的通缉令抓的就是我们。幼权是在前天军警的围剿下为了掩护我受伤的。”

他说，那天脱险后，他们组织的成员分布在各处避难，和他一起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以及受伤的幼权。在那次被围剿中，他们受伤的人很多，应急储备药物在回来的当天就用完了，刚才他拿出来的那些药粉是他自己没有服用，偷偷藏起来打算给幼权的。

“伤的这么重，为什么把他放在地下室？”月儿大概已经猜到什么，只是想要证实一下。

“因为大家要放弃他了！没办法，药品被管控，买不到药就是死局，已经有好几位同志这样眼睁睁地死去了，可幼权他才……十七岁。”阮生语调沉重。

月儿的心也揪住了，意识到自己无法拒绝帮这个忙，但她还是不死心地道：“你们不能晚走几天吗？”

阮生摇头：“我们的联络站刚刚暴露了，联络人被抓，恐怕他经不住逼供，会把分布在上海的所有藏身之地都招出去，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钟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全员转移。”

月儿懵了，但还是不死心，说：“可以带他一起走。”

阮生摇头：“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偷渡渠道，希望把幼权带走，但是谈不拢，蛇头不答应，他们赚偷渡这种钱风险高，带着伤员太显眼，很容易被稽查军警盯上。更何况今日事发紧急，突然行动，更是无可协商。”

月儿的心在一截一截下沉，为了失去逃离上海机会的自己，也为了这个躺着等死的同龄人。

其实她知道，所谓的党派人士，不能用好人坏人去定义，各个党派只是信仰不同而已，无关乎善恶，说到底也只是普通人。她不能见死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