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圣人云”，是太上自闻上古圣人之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情而民自清。”

“我无为而民自化”，古圣之无为，造道入德，绝无人欲之私。修己正人，浑全天理之自然。君臣无事，上下相安，顺乎天而应乎人。不施异政而眩天下之民，因其时而勤其事。不用有为，而以无为大德感化天下之众。所以天下万民，仰之以瑞日祥云，感之如和风细雨，化之于圣人的盛德之中。所以圣人不教而民自化，不令而民自归。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

上古之时，君皆圣德，民尽淳良，虽有令而不用，虽有法而不施，所以称为盛世。后世以法治世，法网密如罗，但何以法愈严而奸愈出，令愈繁而盗愈多？盖因人君之德不足于化民心，法不足于畏民志。为政者若能居敬行简，不以苛政扰民，不以妄动误国，心在九重之上，身居无为之宫，则民必日日迁善而不知。君能淡定为怀，潜默自守，惟以正心诚意持己。孰知正一己即正百官，正百官即正万民，皆来自为君者的道德静镇。故古圣云：“天以无为而尊，人以无为而贵。”

我无事而民自富，

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并非为君者饱食终日，昏庸无能，无所事事，不理朝政。而是指心常处静中，无欲无私，不妄作妄为，不妄劳民力，不贵难得之货，不纵私欲之情，不作越轨之事。上古之圣王，不求荣贵自身，不妨百姓农事，以安闲自处，以养民为心。天下万民归之于正，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安居乐业。于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筑屋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陶冶而用，自食其力，仓箱有余，自给自足，而民自富矣。国无困民，家无怨妇，不闻饥寒呻吟之声，没有多余之扰，歌舞升平，国泰民安。这都是圣人行无为之事，施无为之德，无事无为之妙化所致。此即是“我无事而民自富”之义。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好静而民自正”，是说上古圣人，虚心恬淡，笃守无为，不言不教，民皆自化为忠正。圣人据天下人之性情，施德于无声无形之中；以天下之耳目，齐之于不见不闻之间。其静也，因天地之造化，由静而得之；万物之纷纭，由静而一之。百姓之善恶，由静而正之。

虽说“我好静”，而“好”非为自私而好，“静”亦非为一己而静。好之以静，则静中天理定矣。天道之理既定，则天下之理亦定。以理而导百姓，天下之民未有不正者。能取法自然无为，清静体性，虚心恬淡，自然而然，事事物物，皆顺其理，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各有所适。故鸟不教，而自在空中飞翔；兽不驯，自在山上奔跑；鱼不学，自在水中漫游；人不教，自然父慈子孝，君正臣忠。此即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之义。

【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无欲而民自朴”，私念所起谓之“欲”。“朴”者，心性朴实浑厚之意。圣人之在上，如日月之明高悬，无物不照，无物不明。天下虽大，不出圣人的理会之中；万民虽多，尽在圣人善德涵养之内。以无欲修之于己，即是以无欲教之于民。万民之耕食凿饮，尽出于无心的自在作为。忠孝友悌，皆出于本德之自然，归于天秩天序的规律。不生机巧之心，不使聪明小技，一切皆出自纯朴天然。天下万民万事之朴，皆是圣人的无欲无为之德所化也。《书》曰：“一人元良，万国以贞。”其机伏于隐微，其效在于天地。故曰：“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无情而民自清。】

“我无情而民自清”。此句在一些版本中未列，但在敦煌唐写本及道藏河上本上却载有。这是一些后世传抄者以“义无可取”而删除了。其实此句的含义，与全文紧密相关，甚为重要。

喜怒哀乐爱恶欲，皆是情之所动。动之有理，则无所不正；动之于私，则无所不妄。但圣人之情没有分别，不生好恶，无有一丝一毫的我私，不起一点一滴的物欲，故以“无情”言之。

俗人有凡情，圣人有道情。一私一公，界然分明。圣人之情即天道之情。“天道无情胜有情”，“天道无亲，惟与善人”。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之情，是大道生养万物的慈母之情。圣人之情从德性中出，世人不能见其动；圣人之情从天理处用，俗人不能知其用。圣人之情，因时顺理，自然而然。

在上者，无为无欲，既不以有情的私智用之于天下。在下者，如响如应，必不以私情之智奉之于上。于是乎，圣人之道情与百姓之真情同归于一；民之性情必归之于纯清，此乃圣人之无情所化而致也。此即“我无情而民自清”之义。

【本章说解】

本章是太上主论治国之道。治国必用政，用兵必用奇。此二者皆是有为之作，并非无为之治。“以无事取天下”，才是无为之治。

“有为”与“无为”之治，有着本质与层次的不同。凡有心作为者，其机不密，其事不常。有为之治，是以人心主观意识为用；无为之治，是以先天无心而化。有为，则受人心的种种局限，难免有偏；无为，则是随性顺理，更符合自然天德。

圣人治国，以正为奇；圣君用兵，则以奇为正。用兵于无形，治国于无为，故不忌讳而民自富，无利器而国自清，不立法令而盗贼不有。假若以有为治国，或以多事理政，则道德废而私巧必出，虽有法制而盗贼腐败不绝。故以有为治天下，其事日为日烦多，天下之民愈禁思想愈复杂。

本章太上以自然大道的思想，论述治国之道，反复强调用“正”道治国，用“奇”道用兵，用“无欲”、“无事”、“无为”治天下的主张。使天下百姓各遂其性，各顺其长，积善立德，回归大道。

今世之人，对《道德经》十分陌生。对“道德”二字的真正含义，无识无知。对太上悲悯世人远离道德之苦心甚不理解。一些注释《道德经》的现代本，亦不乏批评之辞。冠之以“虚无主义”、“唯心论”。说太上的“无为”之道是“复古倒退”，是“乌托邦式的社会构幻”。将太上“不贵难得之货”、“绝利弃智”等等论点，说成是“反对工艺技术”，是“否定经济发展与一切新事物”，是“贵族破落户思想”等。进而认为，太上的论点不仅是“消极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对这些以今人的观点，去套用图解圣人的大智慧者，这些误解、曲解、不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春秋战国时起，大道已逐渐远离世间。太上恐后人遗失道德，故留此五千言，以拯救子孙后代之本性。太上所处的时代，距三皇治世的道治社会为去已远，他感叹当时国君欲心日增，世事日变，道德日薄，人心昏乱。所以在经中苦口婆心，反复类比，喻示治国治身之理，要人守“清静无为”，以复归于道本。

太上著《道德经》，是站在自然大道的高度上，立于宇宙核心的本源之颠，以“一气含三”的“三元”、“三源”和“一元四素”理论，运用全息观、立体观、微观、玄观、妙观、宏观、宇观等多维方法。以显隐结合，隐显共观，智观与慧观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以人世间日常所见的现象，深入浅出地千比万喻，以启示人们认识大道之理。怎奈世人离道太久，先天智慧尽丧，故难识难闻大道之奥。仅以眼见耳闻为据的主观意识，以及后天所积累的浅薄智识，去妄评太上所论的宇宙大法则、大真理。无疑，这好似蚂蚁窥大象一般，只能看到微乎之微的皮毛，永难窥见大象之整体，更难看透它的本质。

人类在自然大道面前，显得十分幼稚无知，也十分脆弱可怜。即使在科技昌盛，宇宙飞船上天的今日，人类的智慧，距离认识天道规律，还相差甚远。怎敢妄自尊大?怎敢以片纸的文字知识，去猜度如此浩翰的宇宙大真理?怎敢以孩子般的智慧，去否定大智慧之大圣人所验证的大道真理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人类在认识宇宙，在认识道德真理的态度问题上，还缺乏最基本的诚信；距离道德之门，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应该始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去诚信，去学习，去体悟道德，方不负天地养育之恩，方不负太上所著此五千言之苦心。

本章虽论治国之道，也在教人修身修心。治国治身，其事虽异，其理相同。知治国之道，即可知修心之道。修道人细悟之即可得。

为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其政闷闷”，“闷闷”者，宽厚之意。即政事宽大，不立机巧，看似闷闷昧昧，似若不明之貌，其实个中自有无为大道。自古以来，有国必有民，有民必有政。善者奖赏，恶者惩罚。抑恶扬善之政令，自古有之。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看起来无政可举，闷闷然好似无治，其实这是一种无为德化的大治。

唯古之圣人，其政虽设而不用，君圣臣贤，在位无事。不作多事扰民之政，不讲华表形式，只是默默地为民办造福的实事。圣王以道德化世，不以私智施用；以德养民为重，不出异政治民。惟知修德省身，不为自己的享受而劳民，心怀百姓，为政宽容，浑浑闷闷。在旁观者视之，似有昏晦不明之貌，但其心德之光却朗然普照。此即“其政闷闷”之义。

虽云“闷闷”，实非“闷闷”。虽不像今之治世者那么外在精明，但其大智慧之光却无处不明。圣人以“无事”为事，不作劳民之事；似有闷闷之状，实则其政如日月之明。此正是“善治天下”之妙处，故难为今之世人所理悟。

“其民淳淳”，“淳淳”者，淳朴厚实，忠诚宽大之貌。此句是说民之天性，本自淳善，惟恐不逢太平盛世，不遇明君宽厚之政，而熏染不良之风。为政者果能以民为心，以道德修之于己，以仁义施之于民。其宽厚之德，自然化溢于四表；其无为之德，自然恩被于天下。百姓相忘于大化之下，共乐于道德之中，不识不知，无忧无虑。人们无私欲竟争，没有狡诈之心，似有淳淳笃厚之貌。虽云“淳淳”，在百姓自己并不知觉，全是自然而然。这才是善于为政治民之道。此即“其民淳淳”之义。

天地无心而化育，圣王无为而德化。无为之道，是圣人开天辟地，综天理物理之大经大法。人君统摄万民，调治万物，也不能离开于此。若行于有为，则其政难正，其治难治。故上太曰：“政者正也”，以己之正而正人之正。自古治世者，修人纪，整天常，有知若无知，有作若无作，一任天机之自然。不妄作聪明，而是以一德相感，默喻于语言之表。故其政闷闷，似若愚朴而无知。然而百姓却从其德行中，感化于淳淳太古之风。上以无为自治，下以无为自化，上下共安于无事之天，岂不是太平盛世吗？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其政察察”，“察察”者，即为政者的狭小肚量，无宽厚之德，对民苛刻，动则以权压民，使社会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政者视民如临大敌，任智使法，对百姓的自由限制过多，容不得毫发不同之见，此便谓之“察察”。

施政者以私心治国，政令烦多，不顺民情，不随时务，强加民意。以私智妄用，以私心妄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自己为所欲为，将百姓当作阿斗，秋毫不容，毫无爱民之心的为政者，便是“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缺缺”者，即缺然若失之意。为政者对百姓实行高压政策，民心浇漓，尽不聊生，畏官无措，难以应酬，人人自危，心中恐惶不已，是以谓之“缺缺”。察察之政一立，民必生分辨之心，比较法令之得失，莫不以私智巧心以求逃脱，莫不用诡诈之计设立对策。在这种苛政严刑的治理下，百姓人人恐慌，好似婴儿失母，又如行人遇寇。常常提心吊胆，时怀恐惧不安，若有“缺缺”之状。民之“缺缺”困境，皆是为政者失去好生之德，政令烦苛，荣辱不共，贵贱有殊，脱离群众，上下相隔，这是为政者行“察察”之政所造成的恶果。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在上者励精图治，竭力谋事，小善必录，小过必罚，赏罚察若冰镜，监视俨若神明。其政虽察察，岂不知上好苛求，下必化为机巧，民皆以缺缺然小聪明而自矜，必然丧失混沌厚朴之德。上以察察导之，下必以缺缺应之。可见民心之最难治也。上不清其源，下亦难正其本。所以无为是先天厚朴之真，有为是后天人为之伪。闷闷与察察之治，其效果却绝然不一。由此可知，道唯一而已，及至于二，则已为非道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耶。】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者，灾祸凶害之事。“倚”者，因也，原由也。“福”者，福德吉祥之事。“伏”者，潜藏之义。此两句，是从显态中而说祸福之无常，其变化系之于倚伏之间。世间之人，只知以机巧心去追求福贵之事，只知以智巧避其祸害之端。却不知“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之理。祸福之事，表象看似从外而来，但其根源却本自于心。心为万法之主，心为善恶之源。此心一善，而无所不是善，无所不是福；此心一恶，无所不为恶，无时不是祸。故祸福源于心。祸福本同体。

“孰知其极”，是说祸福的来去，生之于心念的一瞬之间，潜伏于本性八识田中，待到时机成熟，则会发芽结果。祸与福是辩证的统一，看似为祸，而福之机却倚藏于内，至心中的德善累修到一定量级，即可转祸为福。看似是福，而祸之兆已潜伏其中。人若有福而不惜福，心不知足，为私欲而妄作乱为者，未有福不变为祸者。由此可知，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可变福，福可变祸。其至极之理，全系于一念的正邪之间。

“其无正耶”之“正”，即定之意。祸因心转，福由心作。能知祸畏祸而不招祸，祸自不会临身；得其福而不损其福，福亦不会离身。祸福之变，惟在“正心”二字。人若能审其倚伏之机，自握其趋避之道，即可逢凶化吉，转祸为福，此机全在于正心。所以圣人平日处事，先谨义利之判，次守退让之心。人若遭祸而能悔过自责，修善行德，则祸去福来。假若得福而骄恣纵福，则必福尽而祸来。

“其无正耶”，是说人君不正其身，即丧失其国。所以人不敢纵欲而败度，为政者不敢察察而任智，高贵者不敢慢贤而傲下，有福者不敢肆志而恣情。如此，才可以终身远祸，福履无穷。

先天太极未判之初，淳朴未分，阴阳为一，无善恶祸福可见。《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道之所以可大可久，其理即此。人都是太朴不全，阴阳贯于始终，所以祸福互为倚伏，祸中藏福，福中潜祸，循环不息。有为之为，未必不善；但物极则变，时极则反。阴阳反复之机，本来就是如此。唯有修善累德，知机应变，颠倒阴阳，执中而待，才能永立于逢凶化吉、趋吉避凶之福地。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正复为奇”，是讲正与邪、善与妖的变化关系。“奇”，诈也。“妖”，邪恶也。此四句是接上句之义。天下没有绝对之事，福可以转之为祸，祸可以转之为福。

在上者若不知“倚伏极至”的相互转化之理，必然不能持正，自食由福转祸的恶果。正可以复转为奇，善也可以复变为妖。人民都有善性，全在当政者如何引导。假人君若不正，下民虽正，但终将为上所化，而转为奸诈。正性的本质本来不该化而为奇，但因人不静心，不执中道，正之不久，而奇自生。“奇正”也是“倚伏至极”之理。故君子皆守中道，而不敢自忽。

“善复为妖”，求善之人，本不想为妖，但若善心不纯，或太过与不及，妖邪即生，此亦是倚伏至极之理。君子明乎此理，故而不敢自逸。人生祸福无定，正奇相演，善妖互变，皆有其因果报应的必然规律。此即“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之顺道。圣人知阴阳逆反之理，守中静心，跳出阴阳，以阴阳反克之理，化凶为吉，化祸为福。

“人之迷，其日固久”。人离正道时间太久，对宇宙自然法则昧而不明。世人性迷太久，不知大道的浅深，不明阴阳变化之奥机，不知退进存亡之理。本心中的灵窍不开，故祸福突然降临时，而往往不知所措。只知其果，不知其因。前辈曾云：“菩萨畏因，俗人畏果”，此正是世人颠倒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