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将府州县分为四等，重要关隘和要道边城称为“冲要”，列为第一等。
[19]鹞儿岭：今河北涿鹿（隶属于张家口市）西北四十里。涿鹿即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之地。
[20]土木堡：遗址在今河北怀来（隶属于张家口市）。榆林堡：遗址在今北京延庆康庄镇，东临八达岭，西靠康西草原。始建于元代，初为驿站，明永乐初年始建榆林屯，因有榆树林而得名。元人胡助《榆林》诗：“倦客出关仍畏暑，居庸回首暮云深，青山环合势雄抱，不见旧时榆树林。”其“榆林夕照”是古代著名美景。鸡鸣驿：又命鸡鸣堡，遗址在今河北怀来鸡鸣驿乡，是中国现存的最大驿站。清代末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第一夜就住在鸡鸣驿城内的贺家大院内。慈禧归京后，专门赐给贺家“鸿喜接福”四个字。
[21]明朝立国后，明廷为了加强和巩固长城防务，除了派驻重兵守卫外，还从山西一带迁移大量民众到长城沿线，一方面开荒垦田，另一方面修筑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大都建在长城以内的重要关口和谷地，成为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为数众多的城堡与长城一道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22]有人认为廷杖制度是摧残士大夫的根本，也有人认为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起，文人士大夫便再无尊严可言。事实上，大明皇帝从来没有尊重信任过文士。从朱元璋还在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不允许将领跟文官接触，因为觉得文人会坏事。后来许多人都是因此丧命。比如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封曹国公，其人器量沉宏，私下结交招纳了许多文士在家里，为朱元璋所忌，后被暗中派人下毒害死。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允许由宦官用盐引去采购纺织品。大学士李东阳上书劝谏此事道：太监会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故意领取更多的盐引，好去出售牟利。明武宗立即反驳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明武宗的这句话代表了朱氏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看法。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说得更是直接：“士大夫误国家。”士大夫始终只是朱氏皇朝统治的点缀。“养士”是自古以来的老办法，但不信任文人士大夫的风气，当数明朝最为严重。而残暴蛮横的廷杖则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对明朝国势影响深远。甚至有人认为后来汉族被清朝奴役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廷杖。了解了廷杖对人性的摧残，就能更好地理解明朝士大夫那种欲有所作为却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复杂心态。在之后即将登场的民族英雄于谦身上，将会看到最矛盾最复杂的人性。
第五章长剑耿耿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更重要的是，也先的重大失败重新引发了蒙古内部的纷争与内讧，瓦剌部从此开始衰落。对于明朝来说，空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对也先来说，则标志着末日的开始。只此一战，于谦名满天下，他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成就了盖世英名。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于谦《咏煤炭》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状况下，于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军俘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俘虏的皇帝。瓦剌上下欣喜若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位身份最尊贵的俘虏？
瓦剌上下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有人主张立即杀死大明皇帝以泄深仇大恨，有人主张以朱祁镇为人质，向明廷要挟，索取财物。在这场白热化的争论中，谁也无法说服谁。首领也先一时难以决断。
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主张不杀英宗朱祁镇，称：“那颜只欲万世美名。大明天子云端里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万众死伤之中，镞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尝受其赐，九龙蟒袍犹在，安得害之？当报中国遣使来迎，送还之。一日复坐宝位之上，岂不有万世美名乎？”
那颜是蒙古语，意为“贵人”，是伯颜帖木儿对兄长的尊称。
也先便暂时决定将明朝皇帝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瓦剌没有像对待普通俘虏那样对待阶下囚明英宗，朱祁镇人到营帐时，伯颜帖木儿及其妻亲自出迎，礼节也很周到，特意显示他们瓦剌也是知礼之邦。
尽管瓦剌对英宗皇帝“致礼甚恭”，表面上还算是比较客气，但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古逐出中原后，双方交战已整整有八十年，其中的仇恨、怨念绝非一场争论就能平息。为了安抚蒙古各部落，首领也先很快改变了主意，“将谋逆”，即打算对朱祁镇下手，以一了百了。刚好这时雷声震天，大雨倾盆，也先的爱马也被闪电击死。蒙古人极为迷信天象，也先由此惊惧交加，“复见帝寝幄有异瑞，乃止”。此后，蒙古上下再也没有人敢轻易生出加害明朝皇帝的念头，以英宗向明廷勒索财物的提议则占据了主流。
此时，朱祁镇身边只有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伺候。哈铭本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语，正好居中充作翻译。而就在土木堡事变前几天，明军曾派千户梁贵出使瓦剌军营，当时梁贵还滞留在瓦剌军营中。朱祁镇便按照瓦剌的要求，让袁彬写了一封信，告知被俘情况，让明廷以珍宝金银来赎。朱祁镇自己署上名字后，再由梁贵送往怀来卫。
以财宝换皇帝，这当然只是朱祁镇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就跟他对兵事一无所知一样，他对政治也没有基本的了解，还没有明白明朝天子被俘虏对于蒙古人的意义，也不懂蒙古瓦剌部落与大明关系的复杂性，还以为也先抓住了自己，只是一般性的强盗绑票，可以用金银珠宝来赎取。
八月十六日，梁贵携书信抵达怀来。当时怀来城如临大敌，紧闭城门，梁贵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将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将信火速送到京师。这是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后，第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时为八月十六日深夜三更时分。
京城中最先得知消息的是正在兵部当值的兵部侍郎于谦。自兵部尚书邝埜随从明英宗出征后，于谦便一直代理兵部事，身为代理最高军事长官，战报理所当然最先送到他手中。
就在明军驻扎在土木堡当日，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扈从英宗皇帝的兵部尚书邝埜见朱祁镇坚持驻扎在土木堡，已预料到将会有兵败如山倒的结局，悄悄写了一封密信，派心腹走小道驰送京师，送交兵部代长官于谦，此即八月十五中秋节傍晚，于谦在家中所收到的文书。
在信中，邝埜提及明军吴克忠、吴克勤及薛绶部均已全军覆没，主将亦战死，而英宗皇帝不听文武大臣规劝，任凭宦官王振乱指挥，因而此次出征凶多吉少，明军必败无疑，瓦剌多半会乘胜进袭京城，于谦须得尽早做好抗战准备。
邝埜当时还不能预料英宗皇帝会成为俘虏，之所以特别写信交代于谦，是因为之前明英宗已将京军精锐尽数调出，留守北京的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一旦瓦剌乘虚而入，京师亦有沦陷的危险。
而于谦收到长官密信后，便已预料到英宗皇帝一行极可能会被瓦剌骑兵围困在土木堡，急忙返回兵部官署，签发十万紧急文书，命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立即发兵，策应英宗皇帝一行。但兵部信使尚未抵达大同，千户梁贵便已自瓦剌军营返回，到达怀来，带回了英宗皇帝被俘的消息。
收到有皇帝亲笔签名的书信后，于谦不敢擅断，飞速写下一道文书，扼要讲述了所知情况，再附上明英宗朱祁镇的信，派人急送给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因为已是晚上，皇城宫门锁闭，书信从西长安门门底塞入，由此进入紫禁城。
金英是宣德一朝最得宠的大宦官，明宣宗朱瞻基还赐给过他有罪免死的诏书。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金英依旧尊贵得宠。但不久王振专擅大权，金英尽管资历在王振之上，却不敢与之抗衡，因而权势下降，反而不及王振这个后来者。但由于他逢迎王振有术，依然是宦官中第二号人物，王振陪同英宗皇帝出征后，他理所当然成为司礼监头号掌权人物。
通过金英之手，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大队人马在土木堡一败涂地的消息传入内宫。当夜，深宫中隐隐传来哭声。开始声音还小，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哭泣的行列，哭声越来越高，直至黎明。
人在兵部官署的于谦也是彻夜难眠。他虽然常年担任地方官，却对边防军事极有研究，警惕地意识到，英宗皇帝被俘不过是个开头，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他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瓦剌会利用英宗皇帝要挟明军各重镇开关延敌；二是京师北京即将成为瓦剌的下一个目标。而京军五十万精锐都在一个月前被英宗带出了居庸关，北京附近已经无兵可调！如何保卫京城，正是最现实、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
果然如于谦所料，惊涛骇浪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比他料想的还要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二十八年后，瑰丽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濒临城破的巨大危机。明朝举国上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掳的消息，齐集于朝堂之上，各人神态不一：有低声私语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放声痛哭的。
而在深宫之中，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人人惊慌失措。孙太后自幼被选入宫中，得到朱瞻基的宠爱，人生一帆风顺，没经过风浪，亦无见识，决意不惜重金赎回儿子，下令打开内承运库[1]，专门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哭肿了双眼的英宗皇后钱氏也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许多珍贵物品。
这两批财宝一共装满了八匹马的载重背驮，名为“犒赏”，实为赎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各派干员，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仓促出居庸关，去寻找瓦剌也先的军营，目的是为了赎回被俘虏的英宗皇帝。
孙太后和钱皇后这种急躁侥幸的行为，当然是应明英宗朱祁镇那封信的要求。她们事先未与任何大臣商量，只凭着自己一厢情愿，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只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