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恨不得永远抹去儿时的记忆。

然越痛苦的事件，就刻划得越深。汪琳一岁多的时候，母亲便不见人影，父亲单独带着她几年。不，说带她也不是，毕竟他那时几乎是住在公司。

在家时，父亲对汪琳完全地漠视，只请了一个态度同样疏离，除提供基本的三餐外根本不在意她的保母应付。直到汪琳四岁时，父亲将她载回乡下老家，交由祖父看顾，此后便连一次也没回去。祖父始终觉得汪琳是个累赘，也从未承认过这个孙女。对于儿子莫名带回的包袱，他是完全不愿负起照顾责任的。每天，祖父便外出与朋友喝酒赌博，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对汪琳就是一顿打骂，无比嫌弃；有时，他甚至好几天不回去，在友人家里过夜，醒了继续打牌，直到将身上的钱输光为止。

汪琳连幼稚园也没有去，年纪尚小的她就这样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害怕着孤独入睡或者被叫起来挨打的不确定性，不愿夜晚到来。

邻居们知晓汪琳的祖父成天在外，因此有几位妇人们会轮流张罗吃的给她；可不晓得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又或者只是不愿多管事，从未有人通报汪琳的情况。等到汪琳升上小学一年级，因为祖父没有将她带去学区的国小报到，使得校方介入访视，才揭开她的家庭是如何失能的事实。转介给社会局后，汪琳被送往机构安置。

在祖父家的那两年，成为汪琳生命中无法抹去的痛。

她开始对成年男性產生戒心，尤其遇到体型或外表与祖父相似的男子，就会使她想起那段被殴打贬低的日子。年纪渐长以后，汪琳得以控制自己的惶恐，不再轻易显露不安，但幼时的一切仍旧如影随形。

思及此，汪琳抽菸的心情都没了。她将菸捻熄，丢入随身携带的菸灰盒，缓步朝捷运站走去。

回到那个她至今还无法称之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