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卡斯尔勋爵及勋爵夫人，诚邀您出席化装舞会，以迎接从巴黎归来的女儿伊芙琳。舞会将于九月的第二个周末在布莱克希思庄园举行。因为布莱克希思庄园比较偏僻，所以会安排马车在邻近的艾伯利镇接送受邀的宾客。

这封请柬是写给塞巴斯蒂安·贝尔医生的，过了半晌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的名字。好心人刚刚已经告诉我了，可看见这白纸黑字的名字和称呼，我越发感到不安。我不觉得自己是塞巴斯蒂安，更不要说是位医生了。

一丝无奈的微笑从我唇边掠过。

若我拿倒了听诊器，那些病人还愿意继续让我做他们的医生吗？

我把请柬扔回抽屉，注意到床头柜上的《圣经》。《圣经》的书页陈旧，看着红笔画线的段落和随意勾画的单词，我怎样也猜不出其中的奥秘。我本来还想找到《圣经》里隐匿的题记或是文字，但它并未给我任何启示。我紧紧抓住《圣经》，笨拙地想要祈祷，希望重新点燃也许有过的信仰。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愚蠢，信仰和其他一切都弃我远去了。

我又翻了衣柜，虽然在衣服口袋里一无所获，却在一堆毛毯下面找到了一个扁行李箱（1）。这是个漂亮的老物件，皮面已经破旧磨损，上面扎的铁带也都生了锈，厚重的箱扣下掩住的东西难以窥见。箱子的纸片上写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也许是我的地址吧，但我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

我脱掉外套，把行李箱拉出来，箱子里的东西因为晃动发出碰撞的声音。我按压箱扣，这个鬼东西竟然上了锁，满心的兴奋和期待变成了沮丧的叹息。我使劲拽了拽箱盖，一次，又一次，怎么也打不开。我去搜寻打开的抽屉和餐边柜，甚至俯下身去张望床底——床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老鼠药和灰尘——哪里都找不到行李箱的钥匙。

只剩下浴缸那里没有搜寻。我着了魔一般绕过折叠屏风，猛地看到另一边潜伏着一个对我怒目而视的家伙，我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是镜子。

发现是镜子后，这个怒目而视的家伙显得有些窘迫不安。

我试探着往前迈了一步，第一次细细审视自己，万般失望涌上心头。只有在这个时刻，望着镜中这个颤抖、害怕的家伙，我才意识到我本来对自己是有所期待的。我也说不好我是高一些，还是矮一些，是瘦一点，还是胖一点，但绝不是镜子里这个平淡无奇的家伙。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下巴也并不特别，这样的面孔泯然于众，可以被上帝安插至任何一个角落。

很快我就厌倦了，不想再自怨自艾，于是我接着找行李箱的钥匙，除了洗漱用品和一壶水，这里别无他物。看来不管过去我是谁，消失之前我已清除了自身的痕迹。我感到挫败感十足，想要大声号叫。这时敲门声响起，有人重重地敲了五下门。

“塞巴斯蒂安，你在吗？”一个粗哑的声音传来，“我叫理查德·阿克，是个医生。他们请我来看看你。”

我打开门，门外站着个长着灰色大髭须的家伙。那胡子要多怪有多怪，胡梢弯弯的，超出了脸颊。这人已是花甲之年，头顶光秃秃的，蒜头鼻，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浑身酒气，但是高高兴兴，仿佛喝下的每滴酒都化成了微笑。

“天啊，你看上去糟透了。”他说，“这就是我作为医生的意见。”

趁我还在纳闷，他错身而入，把黑色医疗袋扔到床上。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特别注意到了我的行李箱。

“我过去也有这么一个行李箱。”他说着，深情地用手拂过箱子顶盖，“瓦列勒牌，是吗？当年参军时，它随我远走东方。他们都说不能信任法国人，但我就是离不开法国人做的行李箱。”

他试着踢了踢箱子，脚却被踢疼了，他不禁皱了皱眉。

“你箱子里装的是砖头吧。”他冲我抬着头，期待着我的回答，仿佛我必须有个合理的解释。

“这箱子锁住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找不到钥匙了，嗯？”

“我……不。阿克大夫，我……”

“和别人一样，叫我迪基吧。”他轻快地说着，走到窗边向外张望，“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似乎也没法摆脱它。丹尼尔说你遭遇了不幸的事情。”

“丹尼尔？”这话仿佛要疾驰而去，我紧紧地抓住了它。

“丹尼尔·柯勒律治，就是不久前和你说话的家伙。”

“哦，是他。”

迪基微笑着瞅着疑惑不解的我。

“完全失忆了，是吗？好吧，别着急，我在战争期间看过这样的病例，不管病人愿不愿意，过一两天就能恢复记忆。”

他把我赶到行李箱那里，让我坐在箱子上。我的头前倾着，他用屠夫的那种“温柔”手法来检查我的头骨，弄得我龇牙咧嘴，他还咯咯笑。

“哦，是的，你这里有好大一个肿块。”他停下来，想了想说，“可能你昨晚头撞到哪里了吧，可以说那时你的记忆就全漏出来了。有其他症状吗？头痛、恶心、呕吐，有吗？”

“总能听到一个声音。”我窘迫地承认。

“一个声音？”

“就在我脑袋里。像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对一切了如指掌。”

“我明白了。”他若有所思，“那这个……声音，都说了些什么？”

“它给我建议，有时会对我的行为评头论足。”

迪基在我身后踱来踱去，捏着自己的髭须。

“这个建议，怎么说呢，正大光明吗？没有暴力或是堕落的意思吧？”

“绝对没有。”这揣测激怒了我。

“你现在听到声音了吗？”

“没有。”

“创伤。”他伸出一个手指，突然说，“那是创伤的表现，实际上非常普遍。人撞了头，各种奇怪的事情便开始发生，他们看见气味，尝到声响，听到味道。通常一两天就会消失，最多一个月。”

“一个月！”我说着，抬头望向他，“这样的情形，我怎么能忍一个月？可能我该去趟医院。”

“天哪，不，医院里到处是可怕的事情，”他惊骇万分，“疼痛与死亡被扔到墙角，疾病与病人蜷缩在床上。听我的，去散散步、收拾收拾东西、和朋友聊聊天。昨天晚宴上，我看见你和迈克尔·哈德卡斯尔畅饮，喝了好几瓶呢。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啊！他应该可以帮上忙，听我的话，你一旦恢复记忆，那个声音就再也不会回来。”

他停顿片刻，又啧啧感叹：“我更担心你那条胳膊。”

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还没等我抗议，迪基就把门打开了。丹尼尔的男仆送来了之前说好的熨烫妥帖的衣服。看出我犹豫不决，迪基就收下了衣服，让男仆退下，并把衣服放在床上摆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哪里？”他说，“啊，讲到了那条胳膊。”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我袖口上的血液已然凝成一块。他直接把我的袖口拽起来，露出几条丑陋的划伤，伤口里还有破溃的血肉。这伤口看上去曾经结痂，但是我使劲时肯定又撑开了。

他一个个地弄弯我僵硬的手指，然后从医药袋里掏出一个小棕瓶和一些绷带，清理了伤口，涂上碘酒。

“这都是刀伤，塞巴斯蒂安，”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关切，原有的快乐一扫而光，“是新伤口，似乎当时你在举臂保护自己，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