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表妹是医院的护士。有天她来找我，交给我一卷写满了字的纸。她说“是从一个因肝癌而死的患者的病床褥子下发现的。我看了一遍，决定拿来交给你。你设法给他发表吧这正是死者本人的意思。”我无比惊讶。展读以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现将原稿加以整理，公布出来，仅供读者参考。凡其观点古怪、行文有意含混之处，一任其存，未能稍加妄改，特此说明。题目系我所加；下面请读原文
我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不见得。但是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地理解我。就是我，以往又何尝十分清醒地理解了自己呢实在是自我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以后，这才遍体清凉起来，开始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认识清楚。
昨晚良久未寐，吞服五粒后，方昏昏入睡。结果做了一梦。这梦实在太不像梦了，因为丝毫也不迷离扑朔，而真实到可怕的地步。我梦见正开我的追悼会，前面挂着张马马虎虎匆忙放大的照片，显影时间不够，因此远远望去只是一团灰色。赵醒在那里念悼词，虽然低着个头，把谢得光可鉴人的秃顶展示给会场的人们，但他的声调既不悲切，眼眶里也绝无潮湿感；到会的教职工虽然不算太少，但绝大多数纯粹是无动于衷，有几个更在那里搓鞋底、抠指甲，简直是有点幸灾乐祸。只有我的老婆在前面垂泪而立，那泪水当然绝非用浸过生姜汁或辣椒水的手帕揉出，但我深知其心，她不过是以为不流出一点眼泪，便会招来人们的非议而已。牵住她衣角的八岁的曼琴也在哭，我怎么称呼她好呢女儿其实她上小学后也就渐渐懂得，我们并非她的亲生爹娘，而是从小把她抱养过来的；现在她哭，是因为她感到害怕。这就是我的追悼会。几乎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为世界上少了我这样一个人而惋惜。
我为什么招人们讨厌人们对我的种种非议，就我直接听到、间接打探到的而言，无非是说我“左得出奇”、“善于钻营”、“专门整人”云云。其实这都是皮毛之见。“解铃还是系铃人”，我就要死了，我不想把自己的秘密带到棺材不，带到火葬场去，我想坦率地把灵魂最深处的那个抽屉拉开，公之于众。说到底，我之所以整人，主要是由于且看下列事实吧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开会前，放了一张唱片“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冲开波浪”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了，沙沙的噪音经过扩大器扩大，格外刺耳。我坐在会场后面，抱着双臂，懒懒地望着前方的讲台。嗬，还给准备了盖碗茶，排场唱片没放完便截止了，跟着是一片鼓掌声，陈茂生态度自若地坐到了讲台那里。他仅仅讲了三分钟，我就恨他恨得牙痒。
陈茂生是和我同一年分到中学里教政治课的。我们两人在学校里住同一间宿舍。在外人看来，或者从陈茂生那边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朋友，但是我的灵魂深处在呼喊不不能让陈茂生超过我去
陈茂生不是一般地超过了我，而是极其明显地超过了我。别的例子我一概不举，仅举那天的报告会一例。学校里决定举办一次辅导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活动，竟选中了他当报告人。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也在听报告之列，当然我只好坐在后面陪听。
我希望陈茂生上台后怯场，先咳嗽两声；我盼望学生中有人出怪声，引起个哄堂大笑。然而都没有。陈茂生头几句话就十分简洁、生动、抓人。会场上鸦雀无声。陈茂生讲到兴味浓处，会妩媚地一笑，我注意到班上的女学生们望着他，眼睛都直了。讲到后头，他竟挑逗得同学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自己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戏子戏子我在心里骂着。我注意到，他新理了发，煞白的衬衣，领子似乎熨过。平整、挺直；他妈的他的双
眼皮为什么那么明显他的那一口牙齿为什么那么整齐
坐在我身前的一个男生扭回头，小声跟我请假他要上厕所；我希望会场上出点纰漏，我故意不允许他去“听陈老师讲”他的屁股在椅上扭呀扭呀，终于憋不住了，放大声音请求说“王老师，您让我去吧”我看倘若不许真要尿裤子了，这才板着脸点了点头，他拔腿便跑，“乒”绊倒了椅子，全场一惊，同学们纷纷回头看，我打心底往上翻涌着快意，但是却站起来，严厉地打着手势“注意听注意听”该死的陈茂生，他竟用两三句诗，一下子又把会场控制住了
回到宿舍，陈茂生容光焕发地问我“今天我讲得怎么样你们班上的同学有什么反应”我就知道他憋不住得这么问我，我早给他准备好了回答“讲得呱呱叫。不过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散会后既没议论卓娅，也没议论舒拉，尽议论你的翩翩风度了哈，有的还歪着脑袋学你那独特的笑容”说着我就给他学了一个，夸张得带有辣椒面的味道。陈茂生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总算保持住了笑脸“是吗真没想到”哼，你没想到的事还多哩
不知怎么他在本校报告成功的消息传到了校外，附近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请他去讲，最后连附近工厂和商店也把他请去给共青团员们讲卓娅和舒拉。我对此决定报之以超级轻蔑。常常是我已经洗好脚，正打算睡觉了，他才兴冲冲地回来，先顾不得洗涮，满脸通红地告诉我“没想到四五年级的小学生也能理解卓娅的读书笔记”或者是“妇女商店的团支部决定搞一个关于卓娅的专题朗诵会”我呢，拉长个黄瓜脸给他看，最后连“哼”“哈”两声都懒得奉送。
但是后来生活里起了波澜。听说大学里搞鸣放，学生们设了自由论坛，挺有意思，陈茂生建议我俩星期日一定回母校看看。我的好奇心丝毫不比他弱，星期日我们一齐去了。大食堂门前的自由论坛最吸引人。记得那天主要是争论该不该使用苏联教材的问题。几个大学生满面油汗地相继登坛演讲，大意是苏联教材未必高明，我们何不采用英美教材云云。他们发言时激动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溅。陈茂生听得十分认真，其实我也何尝不入神眼前的场面和听到的意见都是无比新鲜的，真比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有趣。陈茂生先是愤愤地对我说“苏联的教材有的也不能否定啊当然，博采众国之长也是应当的。”我点头同意“就是嘛”也不知怎么一来，陈茂生就登到坛上去了其实那“坛”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他以潇洒的风度，珠圆玉润的嗓音、严谨的逻辑发挥了一通自己的论点，下头又有掌声、又有嘘声、又有插话声，好出风头，我心里一阵阵醋意，几乎就要跟着蹦上去，同他比个高低了而这时候开始钟响，论坛暂告休息，我们也就回来了。
没想到不久便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斗争开始了，运动在我们学校开展了十多天，陈茂生若无其事，我也心安理得，但是，当我有一天发现他那关于卓娅和舒拉的演讲稿，被一个什么单位打印出来，当作学习材料时，我心中的妒火实在按捺不住了，我跑到党支部，不说揭发，只说“反映一点情况”“自由论坛既是右派向党进攻的工具，陈茂生跳上去发言，客观上是不是起着帮助右派进攻的作用”
这以后，我亲眼目睹了陈茂生这朵鲜花的凋零。他那演讲稿先是被收回，后来竟也成了一种“右派言论材料”；他两个月里仿佛老了十岁，每天晚上咬牙写检查，躺下后久久地失眠，早晨醒来枕上总落下许多的头发仍是那个会场，仍让他坐到前面，但不是请他作报告，而是勒令他检查交代。望着他倒霉的眉眼、佝偻的身姿，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活该该谁让你比我强
奇怪的是陈茂生始终没有来求我给他作证证明他并未发表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他仍然同我住一间宿舍。我看出来，他是
认定我出卖了他，并且盼他早日毁灭，所以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条鱼，一条可怜的、没有眼睑的、干瞪眼的鱼。
陈茂生终于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他捆铺盖卷滚蛋的时候我不在宿舍。当我回到宿舍中时，他的床铺已经只剩下光板；我在他的床脚下发现了一只暗褐色的空药瓶。我一脚把那药瓶踢到对面墙上，使它碰个粉碎。我有一种生理上的快感
我搬出了学校，因为我结婚了。我的婚姻史不值一忆，但是我要忆一忆我的恋恨史。对，不是恋爱史，而是恋恨史。你们往下看就明白。
因为历史教师人数少，所以政治和历史两科合并为一个教研组。我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有功，所以我成了教研组长。我们组里忽然来了一位新的历史教师，是个女的，体格像个运动员，但说话总爱脸红。她来了三天我就恨上了她的丈夫，虽然我根本没跟她丈夫见过面。我恨那男人，因为他居然讨了这样一个老婆。我时时拿自己的老婆同这位新来的隋老师相比，时时痛切地感到自己老婆没有她可爱。时逢夏天，光她那露出的胳膊上的肘窝，就能使我醉倒。有一天我忽然听说她病倒在家，爱怜之意从我心中油然漾出。我下午没课，三点钟左右，我蹭出了学校，直奔她家。她家果然没有别的人，仅仅是她自己披着衣服接待了我。我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劝她再量一次体温，把医院给她的药片倒在手心上，仔细地看，并且劝她还是上床躺着，千万不要客气她惊异地望着我，并且谛听着门外的什么声音，十分钟以后，我们便无话可说了，但我仍不愿走，我注意到墙上的结婚照片，我发现那丈夫下颏很尖，我发疯般地恨那尖下颏我找些教课的事来说，但我教的和她教的又并不一样，因此也支撑不到多久；后来，我只好告辞，我同她握了手，出屋后我翻来覆去地衡量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停留的时间，算长，还是算短，还是不长不短当晚回到家，老婆当做一件大事般地告诉我“我又做了一盆醪糟。”我火冒三丈“这玩意儿吃了脸上起疙瘩，你给我倒了”她同我吵闹，我心里只想着别人家里的那张结婚照片，我真想把那尖下颏揪下来
但是不久隋老师就调走了，据说是因为上班太远，她自愿调到较近的学校去了。我很快便忘记了她，连同与她有关的尖下颏。
隋老师调走不久，我们政治、历史教研组对面的语文组，又来了新的女教师。她未免太年轻了，梳两根黑油油的大辫子，据说才十九岁，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头一两个月她未能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她的眉眼长得不俊，性情似乎也并不活泼。但是，有一天在传达室，报纸来了，我听见翻报纸的教师们议论说“嘿，看见吗人家许薇玲的散文登出来了”“嗬，好几千字，能得不老少稿费吧”我一听心里就往外喷酸水儿。什么，她竟能在报上登文章我赶紧抻过张北京日报来看，可不，真是她写的。我想起头半年北京日报来学校组织过谈教学经验的稿件，我也交过一篇，但我们学校交上去的一篇也没发。没发就没发，大家都没发嘛，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许薇玲的文章为什么就能发出来她能高明到哪儿去那散文我没读几行就扔到了一边，并且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我最看不起这号报屁股上的豆腐块了，好好教书不结了，写这些个干什么”
但是许薇玲竟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发表着散文。自打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她每在我眼前晃过，我总能发现出她的一条新缺点，比如说神态清高呀，眉宇间有骄傲情绪呀，穿的棉袄罩衫颜色不正呀，笑声太浪呀，等等。我家里订得有北京日报，每回那上头有她的散文，我就总是迁怒于别的文章，整个不看，常常是当晚便拿来包东西，我老婆好几回尖声提醒我“这是今天的你别用，换张旧的”我反而更使劲地把当天的报纸揉撕着，不这样我心里就像卡着根火柴棍儿
。
几年过去，许薇玲的散文竟至于足够出一本小册子了，出版社来的编辑，找到党支部，说是要给她出个集子。这消息让我听到了，我忍无可忍，当晚便找到支部书记家，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我讲到反修防修要从杜绝修苗做起，许薇玲是棵什么样的苗子不务正业、搞旁门左道，追求名利，既害自己，更害学生我的呼吁起了作用，党支部建议出版社缓出集子，我注意观察许薇玲，她眼窝变深、嘴唇变薄、笑声减少了。但是有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她同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兴致勃勃地走在一起，并且毫不避讳我，走过来打招呼，向我介绍说“王老师，这是小吴，我的朋友”我同那小吴握了手，满面笑容地同他俩开玩笑“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呀要不要这就到百货大楼买点呀”但刚一分手我便妒火中烧，好个许薇玲，集子虽未出成，美男子却已到手，她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道
不久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来了。风暴乍起，我也懵了。学校里刚出现红卫兵那几天，我忽然觉得每一个同事都可亲可近，包括许薇玲在内。记得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恰与我同桌，她用勺子搅着饭，吃不进去，喃喃地说“怎么回事儿呀”我深有同感地叹息着“是呀，这不乱套了吗”但是又过了几天，当批判“三家村”的席卷而来时，我意识到，目睹另一朵鲜花凋零的机会来临了。我找到红卫兵，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们正准备贴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政治课上“放过毒”，但是我愿意立功赎罪，我提醒他们“三家村”的走卒就在校园之内，他们一点就透，第二天，校园里就刷出了一米高的大标语“把三家村的黑走卒许薇玲揪出来示众”在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许薇玲被剃了个阴阳头，架到了台上，红卫兵们让她跪下，拿大瓶的墨水从她头上浇下来我在台下屏住气，闭上了眼，两腿直哆嗦，我怕红卫兵因为我“放过毒”，也对我如法炮制；但是直到散会也并未将我揪出，我还是革命群众，回到宿舍，想到许薇玲这朵花儿终于也碾落成泥，我又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兴奋，我觉得这种兴奋感与红卫兵“破四旧”中砸毁那些大街上的霓虹灯、那些庙宇中的彩塑时的兴奋感，一定是相通的，因而我认为自己无妨去申请加入红卫兵；我去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小将”们对我报之以哄笑，他们朝我扔出了一把又一把的粉笔头，我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我恨红卫兵，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
我也住进了牛棚。这个内心的秘密我不说，敢打赌一万年也不会有人猜得出我在牛棚里的基本感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颓丧，而是更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冯尔定当了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被“小将”们押到了农村，交给当地贫下中农实行“群众专政”。“小将”们照例是并不与我们同劳动的，贫下中农也并无对我们实行“群专”的兴致，因此，一切权威反倒集中到了冯尔定这么个家伙身上。
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何用仔细分析，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他当然非叛即特。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政治课“放毒”以及“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将”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