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厂里，只有两个姑娘住单身宿舍，一个是我，一个是“鲁智深。”

什么“鲁智深”别大惊小怪的，我已经说了，这个“鲁智深”是个姑娘。她名字叫卢枕云，比我大四岁，已经二十八了。她姓卢而并不姓鲁，却得了个“鲁智深”的外号，这是为什么呀一开头，大伙这么叫她，不过是因为她长得丰满壮实，粗眉大眼，而且嗓门大、心眼宽，爱在是非混乱的情况下站出来讲公道话，后来，发生了那档子轰动全厂的“醉打山门”事件以后，她这“鲁智深”的外号就叫得更响了。

怎么个“醉打山门”这就先得把我俩住的那间宿舍说说。

我俩住的那间宿舍，在厂办公楼的二楼尽东头。这是特殊照顾。因为厂里只有我们两个姑娘住宿，厂领导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没让我们到宿舍楼去住，他们以为办公楼日夜都有人值班，保险。其实也不见得。

我们宿舍里，有一张上下铺的床，还有一张单独的床。因为原来是三个人在一块住。后来跟我们同屋的蓉蓉“出阁”搬走了，才剩下我们两个。三个人住的时候，“鲁智深”单睡，我睡上下铺的上铺。搬走了一个人以后，“鲁智深”就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嘿，小玲子，咱俩换着睡”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就说“你别动，我搬到下铺睡不就结啦”

她甩着嗓门笑了“我早憋着篡你那个位啦”

我说“睡上铺有什么好爬上爬下的，烦死了”她已经在动手卷铺盖“烦得死你，烦不死我快，咱们来个各得其所”

我说“行啦，要不，我搬下铺，你到上铺，你那张床还给总务科，这屋子还宽裕点儿”

她冲我一扬下巴颏“去你的我翻个身咔啦咔啦响半天，你乐意在下头听打雷呀少废话，换”

我就跟她换了。

换了两天，我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睡上铺。她有嗜好，就是看书。她这人最爱斜躺着看书，我多次提醒她打上小学老师就告诫我们，不要躺着看书，这样毁眼睛。可她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我从来就是这么个姿势，哪回查视力也没下过15，没事儿”不过，睡上铺，离灯近，晚上看书确实比睡在她原来的地方强多了。她还做了个样式挺特别的纸壳灯罩，我一宣布睡觉，她便伸手把那纸壳灯罩安上，于是灯光只射向她那上铺的前半截，对我没妨碍，这样就省得我俩互相迁就。你看，她性子挺鲁，心眼倒细。

她看书有几个让人纳闷的特点，这里也顺便说说。一是她爱看书却几乎从不买书，她的书都是打各处借来的。二是她看书几乎从不记笔记，但聊起来却能引经据典，不但记忆力惊人，而且经常有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见解。三是她看书很杂，却从不随潮流赶时髦。比如有一阵厂里提倡读政治理论书籍，她却偏大厚本大厚本地读什么子夜、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今厂里的青年人盛行读外国了，她却又常捧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津津有味地躺在那儿读，有一天我就看见她正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边读竟然还一边呵呵地笑出声来。能这么读马列吗真怪

呀，说走题了。还是说“醉打山门”。那是今年夏天的事儿。那天热得不行。我俩都是中班，下了中班洗完澡回到宿舍，还是浑身冒汗，心里冒火。我俩把门反扣上，爽性就穿个马甲、裤衩，在屋里活动。没过多会儿，她就爬到上铺，看起书来了，我记得她看的是本外国企业管理资料集。我呢，坐在我俩合用的书桌前，一条一条地列计划。什么计划得交代一下我的身份我是厂团委的宣传委员，我列的是第三季度的工作计划。正列到第三条，她招呼我了

“小玲子呀，劳驾，给我把茶沏上吧”

她无论多热的天，都要喝滚

烫的热茶。

我给她沏好了茶，递给她，她大大咧咧地对我笑笑，接过茶，把茶杯搁到她特制的固定在床架上的一个铁圈里，她那茶杯原是个果酱瓶，肚粗底小，搁到铁圈里恰好被箍住掉不下来。她就看一会儿书，欠起身来喝一口热茶。

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我列完了计划，觉着燥热难耐，便拿脸盆到外间打来一盆凉水，别好门，脱下马甲，擦洗起来。

正擦洗着，忽然，只听见她一声怒骂“臭流氓”同时便是泼水声和一个男人的“哎哟”声，紧跟着是从椅子上摔倒的声音和逃跑的声音。我惊讶地抬起头，只见她坐在床上，摇着头发，纵声大笑起来

有关的情况就不多说了。第二天，那个蹬着椅子从我们宿舍门上的气窗朝里偷看的家伙，被保卫科给叫去了，他半边脸上全是热茶烫出的燎泡，真叫活该

这就是“醉打山门”事件。“鲁智深”的外号叫得更响了。这倒让我觉着心里过意不去。团员们来宿舍慰问我和赞扬她时，我劝他们说“别鲁智深鲁智深地乱叫，多扎耳朵”

可她并不怎么在乎“没什么鲁智深是正面人物不过，我可是超龄团员了，你们都比我小，赶明儿都管我叫鲁姐吧”

大家都赞成，顿时就“鲁姐”“鲁姐”嚷成了一片。

她仰脖呵呵大笑，挺得意的。

我们俩就这么住了小一年，没闹过什么别扭，可也算不上很知心。我不大理解她。有一回问她“鲁姐，你怎么不申请入党哪”她似乎想也没想，就嘎嘣脆地回答我说“再等等。”我好言相劝“你都二十八了，下够不着团，上够不着党，不怕人家说你落后吗”她还是嘎嘣地回答我说“不怕。我才不落后呢。我等着十二大召开，看党章修改得怎么样。”嗬，她竟敢这么讲话我再不跟她提这事儿了。她真够落后的，可她这落后跟一般人的落后也不一样。我真是常常闹不清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上星期，我们车间头年退休的谭师傅病危住院了。他得的是因肺气肿而引起的肺心病，呼吸困难，幻视幻听。医院大夫跟家属和厂子方面明说难以治愈，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控制住发展。

当然啦，厂办公室、工会、我们车间，都派人去医院看望了他。我是代表车间去的。谭师傅瘦掉了半个人儿，脸上的每一处骨棱子都露了出来，眼睛像是掉进了坑里的两个螺丝帽；他不能平躺，只能斜倚着，嘿罗嘿罗喘得好痛苦；鼻孔里插着墙式氧气吸入器的管子，可嘴唇还是因为缺氧而变得发蓝；他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清醒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地念叨老八百辈子的事儿，还仿佛胃口特别好似的，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糊涂起来可就认不准人。

谭师傅老伴早去世了，他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身边就那么个儿子。早就听说儿子儿媳待他不太好，可是我在医院看到的情况，大面上也还过得去，儿子儿媳给他买去了一斤苹果，也说了些个安慰的话。

反正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着，谭师傅的事儿，很快地大家也就都撂到一边了。

可是，前天下了早班，我回到宿舍，写了两个钟头的壁报稿子，也不见鲁姐回来。约莫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她重手重脚地进了屋，到屋便大声粗气地抱怨说“累死我了骑车跑了半个城，愣没买着蜜供”

我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什么东西值当你跑半个城去买”

她大模大样地往我的床上一躺，抄起我枕边的中国青年杂志就当扇子扇，解释说“蜜供蜜供都不懂，就是一种点心，长条的，金黄的，硬梆脆的，外壳包着糖浆的”

“点心”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鲁姐是从来不吃零食的，她怎么会冒着“秋老虎”的炎威，骑车跑遍半个北京城，去买那么

一种说到底也并不怎么神奇的点心呢

“你买蜜供，给谁吃啊”我问她。

她还那么躺着，顺势把两只鞋都甩到了床下，一边央告我“好小玲子，劳大驾了，给我沏杯热茶吧”一边拍着胸口，平息自己的喘息。

我就给她沏茶。她这才进一步解释说“买给谭师傅吃啊。我又去看了他，他今儿个情况出奇地好，喘得不那么凶了，脸上又有了血色。他跟我念叨，想吃蜜供，想吃得不行。他解放后翻了身，头一回领上工资，就买了一斤蜜供吃。他说那滋味美得不行。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就想吃蜜供。他说鲁丫头呀，我就指望着你啦。我跟儿子、媳妇说，他们不理我这个碴儿。我跟厂里来看我的头头脑脑、车间代表说，他们光是劝我好好养病吧，听大夫的话，医院的伙食不错，蜜供那玩意儿硬邦邦的，吃了怕没好处反正也是不理我的碴儿。哎呀，我活不了几天啦。今儿个好点儿，这叫作回光返照，你当我心里不明白吗我就这么点要求吃一斤蜜供你们怎么就不能应许我这么个心愿呀”

我把热茶放到床头柜上，笑着说“嗨这老爷子也是，吃一斤蜜供，这算哪门子心愿你也真会凑热闹，就那么认真”

鲁姐“霍”地坐了起来，气鼓鼓地看着我，把我沏好的茶一推说“你少废话还是什么宣传委员呢你们成天喊的是什么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可事到临头，你怎么不做呀”

“嗨，那是指对四化做贡献，”我耸耸肩膀说，“你干吗扯到买蜜供上”

“你呀”鲁姐冲我斜斜眼，再不跟我争论了。

我也就回到桌前，继续写我的壁报搞。

可是，不一会我耳畔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扭头一看，鲁姐把煤油炉搬到了窗前，擦着，并且又从床底下拉出了煤油瓶，搁到了窗台上。我不由问“你这是”

她把头发一甩，望定我说“有一个人，他把一辈子的血汗都浇到了咱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他就要死了，他想吃一斤蜜供，咱们活着的人，有什么权利不理睬他的要求咱们要四化，要，说到头，为的是个什么呀”说到这时，她眼里汪着泪水。

我实在不理解，蜜供和有什么关系我正纳闷呢，鲁姐已经一阵风地出去了。

我把壁报搞写完时，鲁姐提着草兜回来了，她瞟了我一眼，便粗声粗气地说“你瞧着办吧。要是懒得管，就请你先出去活动活动要愿意跟我一块做蜜供，你就给我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