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

谁呢

我盼有的人敲门，同时又怕另一种人敲门。

这次的敲法，是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击我那独间小屋门上的玻璃，而且频率急剧地加强着。

这一定是田欢，那二十五岁的大学生。我真不该在家，我怕他来。

这怕，不是惧怕之怕，而是怕麻烦之怕。或者，干脆地说，就是一种厌恶的情绪。

我们这个胡同杂院里的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青年人来敲我这间小东屋的门，已经习以为常。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写的，又多以青年人为描写对象，因此都认为有各色各样的青年人来访我，正是我的福气不待去深入生活，生活本身已经找上门来了。

田欢的初次来访，在我们小院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是坐着丰田牌小轿车来的。我以“一视同仁”的善意接待了他，但他还没有离去，我便已经在心里说但愿他今后不要再来。不为别的，就为他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别的青年来，或带着稿子求教，或促膝谈今论古，或倾吐满腹牢骚，或者仅仅是出于好奇田欢却“别具一格”，半小时过去，我就明白，他是来占有我的。不是占有我的财物，也不是占有我的作品，而是来占有那令我当之有愧的东西。

进得门来，他用一双转动的灵活而迅速的眼珠打量着我问“你就是苑直文”

我点点头。他又上下左右打量着我那小小的房间，踱了几步，依然是很大的口气“这么小你那交叉路口就是在这间屋写的吗”

我又点点头。他低头仔细端详了一番，选中了我唯一的那架藤椅，坐了下来，一边随手翻动着我书桌上的书，一边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他“师范学院。”

他撇撇嘴“你为什么不上北大呢南开、复旦也成啊。”

我告诉他“我没考上那些学校，我考上的就是师范学院。”

他扔下手中的书，把头偏过去，找准角度，从对面小柜上的镜子里观赏着自己的面影，夸奖我说“那你不错啊，你写的算是震了。原来我还当你是北大毕业的呢。”

我没吱声，我发现他的瘦长脸和大嘴巴很不谐和，不知他为什么要那么顾影自怜。

“你爱人她是写什么的”他注视着镜子，用手抚着长长的鬓角，接着提问。

“她什么也不写，她是工人。”

“工人”他那正在抚鬓角的手停止了动作，抬眼瞥了我一眼，然后又把眼光收拢到镜面上，继续抚鬓角，穷追不舍地问“干什么的工人搞工艺美术的”

我说出了工厂名称，他咧嘴一个冷笑“集体所有制的吧你怎么找这么个爱人”

我勃然了“依你说我该找个什么样的”

他这才觉察出我的不快，停止了照镜子，也停止了“查户口”，眼珠恢复了活泼的转动，笑嘻嘻地说“我爱好文艺，我常访问你们文艺界的人”接着他就列举了最近的活动在哪个作家家里遇见了哪个画家，又在哪个电影演员家里遇见了哪个京剧演员，等等，并且一口气说出了一大串文艺界的“秘闻”谁的长篇并非自己写成却即将出版，谁和谁离了婚，谁排斥了谁而终于主演了什么电影，谁其实就是谁和谁的私生女听来倒也新奇有趣，不过我估计起码有百分之九十纯系谣言。

待他滔滔不绝的炫耀使我的耐性已达于极限，我便问他所来为何他跷着的二郎腿点着拍子，爽快地说“你给我张照片吧，签上你的名儿。”说着便从衣兜中摸出了若干张照片，有的是颇为有名的演员，有的是

颇为有名的画家，也有颇为有名的作家；不过我注意到，其中只有一张签上了名字，所以这些照片是否全是人家亲自送给他的，也还难以断定。

我托词说手头没有照片，难以奉赠，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这以后，就有知情的青年朋友告诉我，田欢的父亲是一个什么部的负责与外商谈判的副司长，他坐的那辆小轿车，就是人家部里的，只不过他和司机混得很熟，所以常常坐来坐去地摆阔。据说，他是所谓“合法后门”的得益者。何谓“合法后门”比如他上这所名牌大学，如果他高考得分根本不够录取线，硬来上，那就是“非法后门”，风险很大；而他得分刚好骑着录取线，因此他父亲托关系同大学管录取的人一打招呼，就把他收到这所大学了，尽管他的分数比别的同学低一截，而且因为他来就要挤掉一名分数高的，但这事好遮掩，不是要“全面衡量”吗别人发现了来闹，也还可以用一通冠冕堂皇的理由挡回去。再比如他手头总有一两台录音机，什么双频道、立体声、附有邓丽君原声带的，他都玩过。这都是外国客商送给他父亲的礼品，按规定一律要上交，他总是先截下来玩一阵，玩腻了再上交，而这一台上交了，下一台又到手了，所以他总有得玩，比买下一台更富乐趣。你要是对这种情形有意见，他会辩解说“没违反规定呀，最后不是都上交了吗”也有的时候，上级允许不上交，而作折价处理，于是他就大做其录音机生意，自己先买下，再加价卖给求之不得的人们，据说最多能从中赚个一百多元这也很难抓住他的把柄，因为双方是“周瑜打黄盖”，而且可以解释成他买了一台送给对方，而对方因为别的事赠了他几百元钱。给我透露这些情况的青年朋友预告说，田欢再来的时候，很可能会动员我买台录音机，并且会表示他可以给我“打听”、帮忙。

果不其然。田欢第二回来，除了传播些新的文坛谣言外，便由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太旧，谈及电唱机之不必购置，而终于落到录音机之不可不有上，据说我如果能经常听听外国流行音乐的录音带，比如美国电影午夜狂热的全套音乐，那我的便能写得更具现代化风格。

我便故意说早想买一台，只是买不到。

他便单刀直入地说“我卖你一台好了，值五百块钱，你给我五百五吧只收你五十块手续费，哈哈，我知道你捞了不少稿费，不过比起那些发了中、长篇的，你算个小户，我不向你多要”

他竟如此之坦率，坦率得我不得不对他虚伪，因为倘若我也坦率，我冒出的那些话便会使他顿生报复之心我何必招惹麻烦呢

我冷淡地表示这事恐怕不恰当，况且我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总算又把他敷衍过去了。

然而，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一种说法，讲田欢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交叉路口，其中的素材就是他的云云。我并不感到惊奇。是的，他田欢享尽了“合法后门”的乐趣，他家住房本来就很宽裕，他却推动父亲为他在新住宅区争得了一个单元；本来某某宾馆的“自助餐”是专供应外宾华侨的，但是由于餐厅某服务员是托他父亲人情才分到这个工作的，因此他常在那个服务员值班时跑去白吃不过这些也还不足以使他的灵魂充实。他父亲有权，他可以仗势，而且有钱，但是他还缺少那么一种东西，所以他希望能附庸风雅，把我这样的人也算作一个，可以通过接触和宣扬，使自己同那么一种东西沾边。

他上次来找我是在十来天以前，显得格外地踌躇满志，他宣布已决定去电影厂搞剧本，正在向学校请创作假，剧本将由某电影厂导演接，他前些时帮那导演从广州朋友那儿弄来台七百元的录音机，“他妈的让那班混蛋敲了一家伙，不过质量实在他妈的好”这么说，他不满足与文艺界的人沾边，而要使自己成为电影剧

作家了；我不反对任何人尝试创作，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一篇作品也写不成的。有一次他在同我谈话时竟反问我“金水桥在什么地方”又有一次他主动给我留下个“临时通讯处”，把“秦皇岛”写成了“奏皇岛”，由此可见其水平之一斑。对于他这种人钻进某宾馆白吃“自助餐”，白白享用“过路”的录音机，我的愤慨还很有限；对于他这种人利用特权钻营到我视为最神圣的艺术领域里来，我气愤得灵魂发抖了我们难道真的将会看到所谓的“合法后门片”吗

他微笑着，他是有信心的。他父亲有权，他可以仗势，而且有钱，并且将因此而获得那向往已久的东西了。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可是，我的屋门虽然号称向每一个来访的青年敞开，我却希望他一生一世不要再来。据说搞写作的人应当冷静地接触一切人和一切事，我却做不到。

然而，此刻的敲门方式，不是宣布着不受欢迎的人又跑来了么

我拉开了门。啊，不是他我忽然格外地高兴，我迎接客人的热情一定出乎对方的预料，而我也在一种出乎预料的兴奋中，晕晕乎乎了好一阵，才仔细端详起来这位新的来访者。

来者当然也是个青年人，中等个，皮肤黧黑，五官端正，眼睛闪闪发亮，唇上留着黑油油的胡子；衣着虽不能用“褴褛”二字形容，但起码可以说是寒伧土布衣裤，敞着怀，露出掉了色、尽是小窟窿的黑色粗毛线衣；一双沾满烂泥的自制布鞋我这才想起外面在下雨，我们这条仍旧是土路面的胡同一片泥泞。如果田欢看见了他，一定会用“土鳖相”三个字来嘲笑的，田欢自己总打扮成华侨或外籍华人的模样，说句公道话，那倒的确模仿得颇为高明，足以乱真的。

我请来人坐到藤椅上，沏了杯热茶请他喝，问他从哪儿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从新疆来的。”他不顾水烫，贪婪地啜着热茶，坦然地说。

我吃了一惊“从新疆来出差”

“不”他搁下茶杯，两眼直勾勾地望定我。

“那你是来上访的”

“也是为了来找你”他那两颗黑眼珠黑得不能再黑，油亮油亮的。

“找我”

“对。我的女朋友帮助我，凑了二百块钱，就这么来了。”

我盘算了一下以后，这样问他“你现在住在哪儿”心里一边怦怦跳。

“住在东郊一个旅店说穿了，那是个大车店，一个炕睡十个人，一个铺位收五角钱，哈哈，倒不贵。”

我松了一口气。倘若他没有地方住，我是无法可想的。

“北京城里的旅馆是不让我这种自流分子住的，我只好住在东郊，坐几十站汽车来找你。”这时我才注意到，随着说话，他嘴里喷出阵阵酒气，而且他的脖子，特别是喉骨下面的那块地方，布满酒后的红晕。

“找我干什么呢”

“我也写。找你谈谈。”

“你上当了。”我诚恳地说，“不少青年朋友都上了这个当，老远地跑来找我，以为我有什么秘诀，起码有点经验，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学着写点东西，我是不值得你们花这么大代价来找的”

“啊，”他用黑得出奇的眼仁盯住我，忽然一笑，“你这么说，我倒不想骂你了”

“你是来骂我的”

“你以为是来干什么的当然是骂你。鬼才来向你打听什么秘诀，什么经验。我来找你，是为了当面痛痛快快地骂你一顿。”

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很狼狈。我拎过小小的糖罐，请他吃糖，以掩饰不自在的心情。但是糖罐里的糖都吃光了，只剩下半截果丹皮卷，那是我儿子吃

剩的。我更加狼狈。他却捡起那半截果丹皮卷，放进嘴里吃了，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香烟来，点燃抽着，把嘴唇噘得尖尖地喷着烟。

“你骂吧。我欢迎最苛刻的批评意见。”我终于鼓起勇气说。

“好，我就来骂。你发表的，凡能找到的，我和她都看了”

“他”

“我刚才讲过路芳的事，你不要故意追问。我和她都看了，我们仔细讨论过。我们恨你，恨你真话假话一块说。你说了真话，惹得我们看，找不着到处找，就为了看看你那些真话。可是你除了一两篇以外，全都有假话。把假话糅到真话里去，比全是假话的东西更气人。你为什么不坚持讲真话，句句讲真话”

“难。”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就这样，已经有人要打棍子、扣帽子了。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

“这样不行。你们把人从梦里唤醒，却又用假话给他催眠，折磨人我写，就不这么干，我要全写真话”

“你写了吗”

“这就是”他从地上提起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那是我原来所忽略的，只见帆布已经旧得挂丝，布满油渍泥点；他费力地从挎包中掏出了一叠很不整齐的稿纸，递到了我的手中。

“你这真话，我说假话的配看吗”我望着他，微笑着，心里其实很不服气。

“你配看。”他命令式地说，“因为你说的不全是假话。”

正在这时，我爱人领着孩子回来了。爱人一眼看见来客的一双布满污泥的鞋，蹭到了床单上，但是她忍住了心中的不快，对来客客气地点了下头，又趁来客不注意，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便开始在屋角洗起脸来。孩子照例不听我的指挥，绝对不叫“叔叔”，而是把书包像掷手般地往大床深处一扔，便翻小人书去了。我看看书架上的闹钟，问来客“吃过饭了吗在我们这儿吃吧”

“吃过了。”

“怎么吃得那么早没吃过吧在我们这儿随便吃点吧”

我听见爱人把梳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搁。

“确实吃过了。我在东单一个人买了一只鸡，喝了半斤酒。我把剩下的半只鸡送给一个上访的妇女了，她牵着个丫头。”

“再在我们这儿吃点吧，”也许是他那后半句话的效果，爱人走拢来，确是诚心诚意地说，“喝点大米粥，我这就去煮。”

爱人去小厨房了，我跟了进去。

“赶明儿你留人你做饭。我干了一天活，我伺候不来。”

每逢这种情况我只得忍气吞声。我赶紧端锅要淘米。

“回屋去吧，人家找你就为了跟你臭聊。”

我回屋了。不一会儿，饭菜都端进来了。爱人特意炸了虾片和花生米。我知道，她的心是美的，只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一颗美丽的心是无法在这样的条件里充分放射出它的光辉的。

饭后，爱人带着孩子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这当然并非是因为她喜欢当天的电视节目，或者不懂得过多地看电视对儿子的学业是一大促退，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屋子太小，不足以同时容下四个人分三摊活动。